善惡的彼岸：一個未來哲學的序曲


	鄙夷同情、譏諷民主、認可苦難、推崇強權他，何以能得出這樣一個近乎人類公敵的結論？　　當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作為一切事物的基礎，尼采說，我們根本無從判斷我們是否「知道」。　　當傳統道德學說以「真─僞」、「善─惡」的對立來指引人類行為，尼采說，那是權力意志在某個階段狹隘、局促和歪曲的表達。　　價值之重估──不是理性，而是權力意志　　尼采斷然摒棄了「我思」這種思辯的自明性來思考人類的身心和活動，於是一併拋棄許多熟悉相關的道德準則與慣例：同情之鄙夷，對民主、平等和公共福祉的譏嘲，對苦難與刑罰之正當性的認可，對強權、強人和等級制的推崇，對主人道德與奴隸道德之區分──他完全背離了啓蒙時代以來，從歐洲擴展至全球的人類文明共識。　　「受蔑視的是那些怯懦者、擔驚受怕者、小氣者、盤算微利者；同樣還有那些視線不自由的不信任者、自我貶黜者、任勞任虐的人中犬類、乞求的諂媚者。」　　「高尚的人也會幫助不幸者，但是不是或幾乎不是出於同情，毋寧是出於權力之流溢所產生的某種欲求。」　　尼采拋棄理性，而把意志和情緒視爲精神更根本的過程。　　而意志，是貫穿我們身心的感知、情緒、思考、動作的多層次複合過程，其間總是伴隨著權力的運作。易言之，意志有其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此內容就是「權力」。　　於是，傳統道德學說只是權力意志「一時」「一地」的體現。求真和行善、善惡曲直之分，只是人類從一個臨時和片面的視角出發的盲目行爲，以及經過馴化的本能。這會讓人類虛耗力量與勇氣，甚至導至疲軟、猶疑和自怨自傷。　　尼采全面闡述這樣一種未來哲學，是他爲自己定下的最後哲學計畫。他在晚期的筆記中名之爲「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而《善惡的彼岸》則是這種未來哲學的「序曲」。　　失重的暈眩──陷於險境才能登上福地　　在這根本的顛覆面前，我們不禁會有產生暈眩和迷醉，好像腳下原本堅實的地基一下被抽空。因而，這是一次最大的冒險，所面臨的是怪獸與深淵，但這也是我們生命的最偉大的關頭。　　「與怪獸戰鬥者，可得注意，不要因此也成了怪獸。你若往深淵張望許久，深淵也在朝你內部張望。」　　但尼采無意安慰處在這種錯亂失重狀態下的精神。在他看來，我們就應該先陷於險境才能登上福地。　　倘若對傳統哲學的根本顛覆，會讓人受苦，「像苦於暈船病一樣，苦於他的判斷所導致的指向」。那麼，在人們有能力遠航之前，要先學會克服對「此岸」的依賴與眷念，就像水手克服暈船病那樣。　　我們要做的是從根本上拋棄真實與虛假、善與惡之類的既定目標，代之以更加符合權力意志之本性的視角。人們將超越善惡之分，「把憎恨、嫉妒、求擁有和求統治等情緒完全當作生命的條件」，並有勇氣看到和站到這個視角之外去——到達善惡的彼岸。　　「以深不可測的自負的鎮定生活著；始終立於彼岸。」　　人類的遠航──駛向自由　　尼采在書中的姿態不完全是攻擊性的，毋寧有種深沉的、與痛斥和自嘲相伴隨的呼喚與期許。他一方面嘲笑人類因其人性而柔化、弱化，另一方面又認為不妨將人的陷落視爲奮起之前的蓄勢。他對人類的最終發展尚未有真正的判斷──人類既可能日趨平庸、柔弱，也可能「更強健、更邪惡也更深刻」。然而，能夠率先做到這一點的，尼采願稱之爲「自由的精神」。　　「自由的精神」標誌著對「他者」、對於不自明的陌生者的開放——這可說是尼采哲學中留至今日最積極的遺產。傳統的自明性論證之所以不可靠，就是因爲忽視了被壓抑的那「另一個」與我們相關者。　　尼采所謂「始終立於彼岸」、能夠接受「有所不同者」和「另一種可能性」的自負姿態，正是要「斯人」在「此岸」看到超越和拓展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