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漢唐法制史新論

在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古代社會，每一朝代的法律都具備各自的時代特徵。正是由這些個性化的法律特徵決定了某一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走向。只有深入探究中國古代法律的個性化差異，從動態的視角對中國古代法律進行全面審視，才能揭示出古代法制發展演變的軌跡。

漢唐兩代是中國古代的盛世，兩漢時期的法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漢代，司法機關受理告訴案件時實行“滿三日復問”的程序，其目的是防止誣告，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西漢時期國家財政與帝室財政有公私之分，漢代法律允許子孫別籍異財，使漢代成為中國古代對私權保護十分充分的時代。唐代法律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唐初統治者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唐代前期實行宰相集體議政制度，有效限制了君主濫用權力的現象，唐朝得以成為古代對君權限制最嚴格的時代；在司法制度層面，立案、勘驗、審理、判決和執行等環節，都由勾檢官對法律文書進行核驗，勾檢程序的設置，提高了唐代司法官員的責任心，有利於維護審判的公正。

有鑒於此，本書以傳世文獻為基礎，結合近年來新發現的秦漢竹簡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等資料，對漢唐時期具有個性化特徵的法律制度進行發掘和考證，從而為當前中國的法治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經驗。



鄭顯文，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出版個人學術專著《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律令時代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版)、《出土文獻與唐代法律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中國古代的法典、制度和禮法社會》(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等；獨自撰寫《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教材一部；在《歷史研究》《法學研究》《法學》《政法論壇》《世界歷史》《史學月刊》等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百余篇；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法律文書研究”“唐代律令法體系的演進及其對古代周邊國家的影響”，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重大項目“一帶一路沿線新發現的古代各民族的法律文書整理及研究”等科研項目十余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