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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电话中我询问CCA1a（美国惩教公司）的招聘人员：你们之前遇到过监狱暴乱吗？他说：两年前有一次。这时有个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那次我们搞定的是一帮波多黎各犯人，现在这儿关的犯人都是俄克拉荷马州的。
他开始问我问题：上一次与他人有不同意见是在什么时候？你是如何解决的？上司派你去参加一个你并不感兴趣的会议，你会作何反应？他对我的简历细节并不感兴趣，也没有问工作经历。我现在供职于美国进步基金会，并为《琼斯夫人》 杂志（MotherJones ）撰稿。他也没有问为什么一个加州的记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的监狱找工作。我在求职信里写了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甚至写了19 岁时因为盗窃被抓的事情。他会上谷歌搜索我吗？搜索一下就会看到我写的监狱报道，以及我在伊朗监狱服刑两年的一些文章。然而我所担心的问题，他都没有问，那我也不会主动提起。
我在CCA 网站上完成了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要求应聘者从多个选项中选出正确答案，以测试其在监狱多个工作场景的本能反应。
“一个犯人因为饭菜的布丁里有头发，要求重换一盘食物。”
换一盘食物？只换布丁？还是置之不理？“一个女犯人说你不喜欢她是因为种族原因。”你会予以否认？置之不理？还是告诉她，她才是种族主义者？
问卷中有几十个这样的问题，需要在“完全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之间进行选择。
“如果有人辱骂你，他/ 她是欠揍。” 不同意。
“我工作效率高。”完全同意。
“我总是支持老板的决定。” 不置可否。
“我有严格的道德准则。”完全同意。
“我不会拿生命换取别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我选了“完全同意”。我把简历投给CCA 的几家监狱，曾一度担心他们不太可能雇我。
后来有监狱打来电话说，我需要接受四周的培训，正式工作后每天工作时间是12—16 小时。他还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告诉他我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深吸一口气，我真的要成为一名狱警吗？当这一切真的要发生时，我有点儿害怕，这件事是不是做得有点儿过头？
我最初申请去监狱工作，是因为想要了解惩教行业的内部运行情况。全美国150 万名犯人中有13 万人关押在私营监狱。通常情况下记者对监狱的调查会受到重重限制。监狱即便允许记者采访，往往也会精心安排采访路线并监视记者对犯人的采访。美国许多州的监狱不允许记者随意进行采访，一般要指定采访对象。
监狱要监听电话，书信要当面打开由狱警来念。那些和记者随意交谈的犯人会遭受关禁闭之类的报复。私营监狱尤其隐秘。此外监狱记录也不受信息公开法的约束。CCA 一直以来都在对抗一项立法，这项立法要求私营监狱同公共监狱一样遵守信息公开管理规定。即使我能从犯人那里得到一些未经审查的信息，但是又如何能证实他们的说法呢？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能够对私营监狱一探究竟呢？
当这一切即将成为现实，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我真的要再次回到监狱吗？三年前我才刚刚出狱。2009 年我在中东做自由记者，和同伴莎拉住在达玛斯克斯。朋友乔希来访时，我们一起去了伊拉克著名的旅游城市库尔德斯坦，这个地方对西方旅行者来说相对安全。我们在旅游景点附近爬山，爬了很久，以至于不知不觉靠近了伊朗边境。之后我们三人被捕，并被关押进伊朗的伊文监狱，接受了为时数月的审讯。4 个月后我和乔希被关押在一起。莎拉单独关押了一年多于2010 年被释放。而我和乔希被关押了26 个月才出狱。
出狱那晚，我在阿曼海湾温暖的磷光海水里游泳，当时的我一定不会料到自己有天会再回监狱。重获自由后，我一度感到无所适从。在监狱里我早已习惯了安静和单调的生活：看书的时候，能听到走廊另一头的脚步声，还有乔希在隔壁发出的声音。监狱外的自由世界充满了纷繁复杂的声音，有一段时间我感到非常混乱，很难从中分辨出重要的信息，而且我还得重新培养自己做选择的能力。我在监狱的两年里吃不到什么好饭菜，现在盯着菜单却不知道该吃什么，只能靠别人来替我选择。我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有时会突然远离人群，有时又不能忍受独处的压抑。几乎每晚做噩梦，梦到自己又回到了监狱。我对此后遇到的那些有官衔的人总是产生过度反应，好像他们就是狱警。而遇到事情，我也变得特别容易生气。
出狱不久，我听说加州的一些监狱发生了抗议活动，犯人们绝食以抗议长期的单独监禁。在加州，有4000 名犯人被无限期单独监禁。全国更是有8 万名犯人被单独关“黑洞”，人数居全球之首。单是在加州鹈鹕湾州立监狱，就有500 多名犯人被单独监禁至少10 年以上，89 名犯人被单独监禁至少20 年，还有一名犯人甚至被单独监禁长达42 年。
后来当我慢慢从监狱生活的阴影中走出来，学着重新适应并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恢复，我开始联系一些被单独监禁的犯人。我发现其中一些人头脑清楚且能够保持警醒，而另一些人则头脑混乱，甚至连书写的字迹也难以辨认。我开始翻阅他们的监狱记录，发现很多长年被关禁闭的犯人在监狱中并没有实施暴力犯罪。他们中有些人是黑帮成员，但另一些人被关禁闭是因为他们结交的人，或是因为他们是监狱律师，或是因为手里有关于黑人历史的书刊。出狱7 个月以后，我去了加州鹈鹕湾州立监狱，这是一所很早就开始对部分犯人实施长期单独监禁的监狱。犯人住在11 英尺×7 英尺（约3.3 米×2.1 米）、没有窗户的牢房里。我遇到一个被单独禁闭12 年的犯人，他甚至在平日连棵树都见不到。在伊朗长达4 个月单独禁闭的时光是我记忆中难以抚平的创伤，而这些犯人更加悲惨的境地，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经历。
因为我懂阿拉伯语，曾经想要重返中东，阿拉伯之春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革命战争，但是我永远也绕不开美国的监狱系统；我们现在处在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关押时期。美国关押犯人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居世界之首。美国目前关押犯人220万，是40 年前关押人数的5 倍。美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关押人数占到了全球关押人数的近20％。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我认为监狱系统仍然是造成当前状况的主要因素。
这本书集中讲述了我历时4 个月卧底一家私营监狱的情况，并分析了过去250 年美国监狱系统背后的趋利因素。私营监狱本身并不是造成大规模关押的原因，从中可以大获其利才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决定关押的对象。监狱人满为患，背后的原因虽然非常复杂，莫衷一是，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监狱和获利的因素相互交织。奴隶制作为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之前就是一种用以牟利的制度。奴隶制结束以后，又很快出现了从关押的黑人和穷人身上获利的方法。为一探究竟，我深入到私营监狱，同时也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报纸，并找到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记录和国家档案馆的监狱报告。通过调查研究，我发现在美国历史上政府或私营公司一直都在试图从犯人身上谋求利益。我尝试将历史与个人亲历结合在一起，希望能够全面揭示这一国家灾难的影响范围和风险。在网上填了申请后不到两周，我就接到了CCA 在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科罗拉多州的几家监狱以及亚利桑那州一家移民关押中心的电话。我给位于路易斯安那州韦恩菲尔德的韦恩监狱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女士听起来活泼爽朗，带着沙哑的南方口音。
我得告诉你工资是每小时9 美元，监狱在国家森林中央，你喜欢打猎或钓鱼吗？
我喜欢钓鱼。
这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钓鱼，这里的人们喜欢逮松鼠，你逮过松鼠吗？
没有。
我想你会喜欢路易斯安那州的，虽然挣钱不多，但是你从惩教官（CO）到狱长只需要7 年的时间，公司的CEO 也是从普通职员起家的。
几天后我去面试，他们问了我许多程式化的问题。之后又问我：你对客户服务有什么看法？这和给犯人提供服务有什么联系？ 我搜肠刮肚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客户总是对的，但是在监狱里似乎不太适用）。招聘官：好吧，我们现在面对面，我觉得你是个不错的人选。她告诉我，只要通过了背景调查，就可以雇用我。
我和《琼斯夫人》的同事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果身份暴露，我该怎么办？我们也考虑到各种细节，确保卧底期间有工伤赔偿。律师也仔细研究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以确保我所做的事情合法。同事们也告诉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可以随时终止这个项目。我也会使用真名，虽然没必要透露我的一切信息，但是我也不会撒谎，如果有人要问我是不是记者，我会如实相告。
我们仔细考虑了法律和道德上的一些问题。有人对卧底记者讳莫如深，许多杂志社要求记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公开身份。但是这次行动非常符合关于卧底调查的波英特原则，即主题关乎公众利益；通过其他方法无法获取信息；我在报道中会说明任何欺骗行为的原因；新闻构也应在时间和经费上给予支持；阻止报道所带来的隐患大于隐患本身。
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除非特别说明，文中人名都使用了假名。我尽可能引用当事人的原话。书中的引号部分大多是摘自录音设备或者是从文件中摘录。斜体部分是在无法使用录音设备时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的内容。有时为了语句通顺对句子进行了略微调整。
卧底调查在美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但最近却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1859 年北方的一位记者假扮成买家参加了佐治亚州的奴隶拍卖，因为这是他唯一获取信息的渠道。他的报道中充满了大多数北方人所不了解的细节：人们就像挑选牲口一样挑选奴隶；为了卖出一个好价钱，那些奴隶表现出矫揉造作的自豪感；孩子被迫与母亲分离时，观者莫不痛心。1887 年内莉·布莱假扮疯子，深入一家精神病院长达十天，后来她将这段经历发表在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杂志上。正是因为这篇报道，纽约增加了对公共慈善机构的预算，并修改了相关法规，确保只有病情严重的精神病人才能收入精神病院。《旧金山考察家报》的记者W.H. 布罗梅奇假扮海员，调查诱骗黑人奴隶的事件。当时许多船长诱骗太平洋岛国的黑人签订契约，到危地马拉去种植甘蔗。1959 年约翰·霍华德·格里芬吃了一种可以使皮肤变黑的药，在美国南方用了6 周的时间调查种族隔离事件。1977 年《芝加哥太阳时报》买下一家酒吧，在酒吧里安插卧底记者，并安装了隐形摄像机用来调查那些贪污的官员，这些官员为了20 美元就不惜玩忽职守。为了引起公众对底层穷人的重视，芭芭拉·埃伦赖希扮成服务员、沃尔玛超市员工和清洁工进行报道。20 世纪90 年代，泰德·康诺弗曾在纽约的新新监狱做过一年多的卧底狱警，他的书成为激励我实施此次卧底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卧底调查很罕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记者担心遭到起诉。1992 年ABC 新闻曝光了雄狮食品公司（FoodLion）包装坏肉再次上架销售的事件。陪审团相信了公司的说法，竟将矛头指向记者，认为他们伪造身份信息，以及没有完成“重新包装坏肉”的工作任务。结果550 万的损失赔偿金最后锐减至两美元，这个案件对此类披露丑闻事件造成了重大影响。公司和政府机构也因此建立了更加严格的法律保护网。此前主要针对苹果产品发布和碧昂斯唱片发布的保密条例，现在也渗透到了各行各业，此外还混杂了非歧视条例以及雇主保护法律。即便是审查组织的权力高于某些政府机构，雇主对商业秘密正当权益的保护也已经演变成对抗公共审查的万能工具。
CCA 的几家监狱都向我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韦恩监狱，这不仅是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关押犯人的比例全球最高，几乎是中国关押犯人比例的5 倍，同时也因为韦恩监狱是最早运营的私营监狱，其安全级别为中等。我给韦恩监狱的人力资源主管打了电话，告诉她我接受这份工作，她说“太好了”。此后不到一天，我就通过了背景审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