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影像－－台語片的電影再現與文化認同

　　無論我們如何勾勒台語片所展現的社會生活狀態，可能也難盡其詳。然而，我們至少可以明確指出的是，六○年代中期以後的台語片，似乎擺脫了前期充滿哀怨命運、破碎家庭、分離情侶、流浪孤兒和困苦生活的意象。顯而易見的是，突然間女性可以是間諜、武士、俠客、飛賊或特警，她們可以經營酒家、組織幫派，同時能夠是稱職的單親母親。無論多麼地脫離現實，至少她們不再必然是孤女、養女、丫環、村姑、盲人、棄妻、酒女、舞女或妓女。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瀟灑遊蕩的歌手、英勇殲敵的特務、正氣凜然的牛仔、武術高超的俠客、嬉戲海濱的女郎、神出鬼沒的女盜；還有一群或是情報員、或是毒梟、或是花花公子、或是富家大少，不管是在開車、數鈔票、打高爾夫球或喝咖啡，總是戴著緊貼墨鏡(wrap-around-shade)的英俊男子。

　　台語片從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之間生產的多達千部以上影片，委實展現出五彩繽紛的生活狀態。整體而言，它們在前期流露出對於生活充滿濃厚怨歎，後期則展現若似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揭示狂歡式(carnivalesque)的再現形式。如果台語片是透過前期的哀怨世界，抒發日據時期揮之不去的夢魘，後期則是以一個完全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狂歡世界，一方面宣誓自身愈挫愈勇的生存，一方面或許也指涉那個視之不見的嚴苛社會狀態。